教宗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：重拾對國際組織的信心

（梵蒂岡新聞網）教宗良十四世9月25日以「和平見證人」的身份來到位於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在地，並以「牧者」的身份表達教會的話語。教宗從該組織教育、科學和文化的職能展開講話，並提出巴貝耳塔和五旬節那天廣場的圖像，期勉眾人更新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的信心。

聖座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迎向75週年

教宗指出，在2027年，聖座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的臨在將滿75週年。這臨在源自於一份信念，即：未來首先取決於對每個人尊嚴的尊重與促進。為了增進共同的福祉，也就是「尊嚴的社會形式」，聖座將教科文組織視為絕佳的對話對象。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全稱是聯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。教宗從文化一詞談起，闡明文化指向生活方式，也就是「藉由生活方式，人為自己所做的一切賦予意義」。教宗邀請眾人不只把該機構看作一個知名的國際機構，更視之為人在其中反省自身及其歷史和未來的地方。「若不促進以男女為主人翁的生活，事實上就無法促進教育、科學及文化。」

生而為人的意義

談到教育這個領域，天主教會擁有極為長久的經驗，而且方濟各教宗還推動了全球教育契約，旨在將這經驗放入一個更大的教育盟約，向所有人的貢獻開放。然而，良十四世所要傳達的是從工作中產生的信念。他強調，「教育如果不處理意義的問題，就不是完整的」。這裡便浮現一個值得在場所有人探討的根本問題，也就是：生而為人，究竟意味著什麼？「每個世代都必須迎向這個文化性質的挑戰，面對今天不幸反覆出現的悲劇時更要如此」。

接著，教宗在三個層面進行反思。第一，人是受孕而誕生的，因此人人都是子女。「我們沒有人選擇了父母、出生時間或地點」。這凸顯了一個與生理無關、卻攸關倫理的事實：「作為兒女，我們大家互為弟兄姐妹。」於是，我們的人性是一份恩典、一項明證、一個許諾、一份責任。

其次，人人都是生來赤身露體、需要幫助。「我們都清楚知道這點，但是長大成人後卻可能將這道理拋在腦後」。每當有需要者的人性遭到出賣、遺棄或剝削時，他們就在承擔這遺忘的最大苦果。「這導致生命不再被當成一份禮物，而是一件商品」。

第三、牢記我們共同的人性，意味著「承認其偉大」，換句話說，即使面對許多災禍和不義，人依然富有潛力。教宗指出，投身於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的人，蒙召照顧每一個人，從而促使我們的自由之美發揚光大。這份美的名字叫作「正義」。

戰爭是最恐怖的人為工程

在這特別的時刻，教宗強調，「我們必須承認，最恐怖的『人為工程』就是戰爭；因為在戰爭中，科學本身被用於服務那摧毀和殺害的殘忍意願」。關於這點，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》的〈序言〉開門見山地指出了戰爭的起源與捍衛和平的使命，這一席話到今天都極具現實意義。

教宗解釋道，這份憲章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。「當時，人類明白，科學的進步若是脫離智慧，就會變成毀滅性的工具；文化如果被用在意識形態上，就會變成謊言和宣傳；教育要是拒絕真理，就會淪為操縱認知的工具。」再者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始國深知，協議固然有其必要性，但仍有所不足。「真正的和平是從正義的美德流瀉而出，而不是出自於一紙協議」。

巴貝耳塔的誘惑

因此，我們必須盡力促使新科技始終為人服務，不讓它成為「支配或不義的工具」。教宗點出一個愈加明顯的矛盾：當我們認為計算機系統有「智能」時，就難以承認人類不可剝奪的尊嚴，而且用效率的標準來評估生命；他一旦被認為不再具有生產力，就會被棄之不顧。

然後，教宗提出兩個聖經的圖像：巴貝耳塔，以及五旬節那天的廣場。這兩段聖經章節講述了兩種社會形式，有助於我們省思當下的情況。

巴貝耳塔代表了通過統治來強加的一致性（參閱：創十一4）。這座塔揭示了一個道理：權勢越是壓迫人，就會越加式微，展現出其不人道的一面。正如歷史的教訓：許多帝國在歡慶其霸權後，遂消耗殆盡、如同高塔傾頹。巴貝耳的誘惑今天依然存在，教宗提醒道，科學本身如果縮減為權勢的技術，那麼它就無法繼續提升人，卻可能使其努力的成果退化。

人工智能恰恰凸顯了這個問題：儘管這些系統能連結數據，卻無法回應有關人類存在意義的問題。這意義扎根於人的生活經驗。因此，傳播的挑戰始終是教育的挑戰，教宗由衷歡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提升媒體和信息素養的舉措。

說到這裡，教宗敦促國際社會特別關注對兒童和青年的保護。「在數字時代，他們的脆弱性絕不可成為剝削的機會」。

五旬節那天的廣場

剛才所說的文化腐敗，在五旬節那天的廣場得到救贖。教宗表示，「五旬節那天，廣場變成慶祝和平的地方，對人的各種冒犯得到治癒。人人都以自己的語言聽見了這訊息，共融一點也沒有對多元造成阻礙（參閱：宗二8）。「在和平的宣講中，文化的多元性成了普世真理的載體」。

重拾對國際組織的信心

教宗講話的最後一個部分，談論了世人對國際組織的矛盾感受：「一方面，國際組織的天職是回應任何國家都無法獨自應對的挑戰；另一方面，國際組織發生效率危機。」

對此，教宗呼籲大家重拾對國際組織的信心，要相信「差異不必然構成威脅，以及誠懇的交流能激發更大的善」。這不是「忽視困難、宣講天真爛漫的樂觀主義，而是始終如一地希望，善始終是可能的」。教宗最後總結道：「這信心滋養我們在愛中的希望，也就是為近人的益處而效勞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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